【导读】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如何打破坚冰，展开军事交流与合作？当时中美的军事实力呈现怎样的距离？中美双方的决策者是如何冲破藩篱相向而行？当年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何启示？对今天走在民族复兴路上，将“继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习近平新年致辞），同时又以人类命运体为使命的中国民众又有何启发？

卜励德（Nicholas Platt）是资深的亚洲通、中国问题专家，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在回忆录《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轶海等翻译）一书中以详尽的资料披露了1980年的这段历史，并以他的视角做了点评。讲堂编摘其中的第22、23、24章，以飨读者和听众，也为今天上午举办的“2019-APP留言互动群”听友讲座《贸易战和中美博弈》（沈丁立主讲）做一预热。

1979年年底，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缺少东亚政策（尤其是处理初期对华的军事关系）负责人，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1980年1月，我踏上了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专机，跟随他去北京访问，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一次令人瞩目的访问，当时具有轰动效应。

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挟持美国人质，卡特政府调整对华重心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一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美，8月，蒙代尔副总统回访，中美在许多地方成立了领事馆，协助首都的双方大使馆开展工作。同年秋天，美国国会也批准着手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但，军事关系仍处于萌芽阶段，或说双方关系中最柔软部分，双方互派了武官联络员，但没有派永久性迁入人员。从一开始，美方与中国的军事接触就引发不少争议，中国学者质疑美国将从中获利，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也担忧这对美苏关系、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害怕中国强大的亚洲同盟国家会带来影响。

2月份，中越边界战争爆发。仅仅17天后，这场战争就停止了。这次事件使北京认识到，中国的武器与后勤很落后，面临着艰难的现实形势，也使得中国更迫切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以建设现代化部队。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台湾关系法》，这超出了卡特政府的预案，也惹恼了邓小平：该法本质上表明美国的目标是武装台湾来防卫大陆。1979年9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发生了挟持美国人质事件，震惊了美国国会，也使得卡特政府重新调整了工作重心，进一步明确了布朗的访华思路。

1980年1月，苏联入侵阿富汗6天后，在飞机飞到巡航高度时，布朗传达卡特总统的授权指示。他的目标是在不与中方结盟、也不作任何正式反对苏联行动的前提下，拓宽并加深中美防务/安全关系。他的目标是协调中美之间有平行利益的政策，但避免建立“大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系。他更愿意将中方的努力定义为自力更生。

随国防部长布朗赴北京会谈

在北京的会谈持续了四天，这四天很漫长，谈的内容很多，进程也比较艰难。来自美国各部门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他期待参加的会议。“美国政策在这三周里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在过去两年里的变化。”在于中国国防部长耿飚的见面会上，达成了若干军事沟通。1，邀请耿飚访美及中方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留，2，在五角大楼与解放军指挥总部之间建立热线（后直到2009年才被说服）。

*技术转让终于掀开盖头

在技术转让方面，进行了首次谈话。美方当时的技术限制让中方极其恼火。布朗等介绍了美方技术出口控制机制，关于武器与双用技术的销售与许可，比较复杂。美方提出，将会“逐例分析”（后来此说法被称道）美未向苏出售但将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包括集成电路的基本形式及其生产技术。此外，美方愿意商谈有关陆地卫星、超视距雷达和西部地球物理公司用于石油勘探的高速计算机等相关的技术许可，这些技术都是禁止向苏联出口的。

1月9日上午，布朗一行游览了长城，拜访中方第六装甲师，观看了他们的演习。中方看上去采用了坦诚的方式，让我们留意到他们的装备和战术都处于非常基础的阶段。

技术转让实施起来困难不少，限制很多。作为开始，刘华清将军在我们离京前交给助理国务卿一份技术项目详单，后来成了1980年间多个会议的议题，也是最终实现重大技术转让的基础，例如反坦克技术、防空雷达、电子干扰设备、广播与通讯设备，以及运输机等。我的笔记上写着，布朗和迪安在离开北京时都觉得，中方没有认识到美国向他们提供陆地卫星、西部地球地理公司计算机以及美国作出的让步所带来的潜在军事意义。我也摸清了五角大楼新老板的底细。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开头了。

*邓小平关心退休军官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