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在这种新形势下，党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地活动和斗争，为国内建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1954年4月，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并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六次会谈。周恩来在第一天会谈中就明确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是如此，对印尼、缅甸，甚至对巴基斯坦和锡兰也是如此。”尼赫鲁回答:“如果把我们最近签订的协议中的五条原则适用于东南亚的国家，那么就会创造一个很大的没有战争恐惧的和平区域。”周恩来立刻说:“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谈话结束前，尼赫鲁建议两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具体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他指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

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了由尼赫鲁起草，经双方具体磋商的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准则。

同一天，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对缅甸进行访问。双方会谈后，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提倡，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次亚非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发起举办的国际会议，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亚非会议是周恩来继10个月前日内瓦会议之后参加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扩大外交成果，与更多亚非国家增进交往的重要舞台。

会议第一天的发言，许多代表强调要加强亚非国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团结，赞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也出现了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表示疑虑，从而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各国代表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态度。针对紧张、复杂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从容应对。周恩来在发言中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周恩来继续指出，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基础就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周恩来的发言当场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大会重新回到求同存异的轨道上来。

随后，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推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

亚非会议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朋友，人们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增强了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会后，新的外交局面迅速打开，有近30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